地方政府是否再有并且能够施以援手,恐不乐观。即便有,恐也大不如从前。近来,山西省对本省煤炭产业出台了20条“救助”政策,其产生了多大效果,或可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。另外,地方政府该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合理使用在一方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上,非常值得商榷。“更优秀的体制,从而有更优秀的机制,从而更有竞争力”,这些赞誉民营企业惯用的语句,与现实未必完全相符。在我国的民营铁矿石行业里,确有一批从机制到管理都很有竞争力的企业,但更多的是在近几年钢铁大发展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。
这是一个综合概念,主要指原矿的品位、破选冶难度、赋存条件及可采年限等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,我国的非优质铁矿资源能成为“提款机”,原因十分简单:我国钢铁行业的剧烈膨胀,带来了对上游的需求。除了给进口矿带来巨额利润外,也给国内矿留下了利润空间。不是要简单地罗列信息,而是为探讨“生”和“死”的问题做铺垫。毫无疑问,国内铁矿石行业仍将继续存在。真正的问题在于,这个行业中“哪些生”和“哪些死”?
15crmo钢管钢铁企业到沿海港口的距离及由此而生的运费,是内地铁矿石生产企业的天然盟友。目前,占我国60%产量的沿海省份矿山,已经首当其冲受到了进口矿石的威胁。随着国外矿山的产能释放和可能出现的价格进一步下行,进口矿所能“威胁”到的区域会进一步向内陆推进——就像涨潮时的海水,波浪打湿的地方会离沙滩上站着的人越来越近。
国有的铁矿石矿山确有更多“挨过冬天”的客观保障。在此,我们可以对民营的矿山多做些分析。他们经常会提及“2012年行情不好的时候,地方政府会来帮我们的,比如税费方面的减、缓、免、退”。这确实发生过,当时的矿石价格低位被触及后,行情迅速回升。但是,这次价格会在低位上停多久,还会不会继续下降,都还是未知数。不从事烧结、球团及冶炼的铁矿石生产商仍然是大多数。其中,还有少量只从事选矿的独立选厂。 沿海的省份中,河北、辽宁、山东、广东、福建、海南等出产铁矿石,近年的原矿产量已占全国的60%左右。中部也有很多省份(或自治区)产铁矿石,以山西、内蒙古、安徽为主,一共占到全国总量的20%左右。最后20%的产量,来自西部,以四川、新疆和云南为主。
前面所说的普氏铁矿石价格指数,是针对进口铁矿石到达中国北方港口的到岸价,含铁品位被调整到了62%。以及伴共生的矿物,普遍不利于选矿。一些赋存条件较好的资源,经过多年开采后产量、品位开始下降。对比国外主要矿山,在上述几方面,恰恰决定了我国铁矿石的现金生产成本处于明显劣势。
一些较为优秀的企业,在人事和财务管理方面也达到了一定水平。同时,有些企业已开始在信息化建设、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展开投资。但是,在企业战略、宏观、行业、竞争对手和市场分析等方面,这些矿商大多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,只能靠一些老经验说事。在15crmo钢管宏观环境发生较大变动,所在行业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,这是致命的缺陷。
如果一家企业年产精矿粉达到1000万吨水平,已是第一阵营;若是几百万吨的产量,也可稳居第二阵营;在数量上占主体的,是年产几十万吨、十几万吨,甚至几万吨的小企业。依靠矿石资源建立钢厂的自然结果;而民营钢企,则更多是在钢铁产业发展过程中,逐步控制了一定矿山资源,比如复星集团对海南石碌铁矿的控制。国内铁矿石的价格走势,大体上与进口矿保持同步。但近一段时间,随着铁矿石价格的不断下探,业内和部分相关人士的焦虑度开始急剧上升。“入冬”如此之快,很多人猝不及防。回想昔日的烈火烹油,恍若隔世。曾几何时,国内铁矿石的每吨净利多达数百元甚至更高,许多人将经营铁矿石矿山形容为“印钞票”。同样开采原矿,生产精矿,但各家企业的“日子”多有不同。这或许可以从国内铁矿石生产行业构成的分析入手。
往往很少被提及,或者未被本国铁矿石企业自身意识到。我国铁矿石行业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空间已经不大。生产成本的控制,历来为民企所重视,但这也意味着“内部挖潜”的潜力已基本被榨干。若进一步扩大规模来求效益,往往一方面受到诸多客观条件限制,一方面所做的投资也要产生成本,比如更大规模或者更高效的破碎和选矿设备。而产能的逆势扩张,在没有清晰的战略和相应的风险预案下,类似于“押注”。而财务成本,在目前情况下要做到大幅降低十分困难,对财务杠杆较高的民企更难,只有少数财务杠杆较低的企业有较大回旋余地。而管理成本和销售成本,一直在民营矿山的总成本中占比较小,更加缺乏压缩空间。
特别是在矿石品位低导致选矿比很高的情况下,产量超出一定范围后过大或过小,规模的边际意义都会缩小。另外,一个大规模的单体矿山加选厂,与若干个矿山和选厂加总所形成的“大矿”不同,规模经济对前者的意义往往要更加明显。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生态下,企业的规模决定了“硬资产”的多少,以及现金流和营业额的大小。这样一来,规模较大的矿山企业处于相对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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